1949年前的中国，出行用的自行车，人们叫它“洋马”；点火用的火柴，人们叫它“洋火”；钉东西用的钉子，人们叫它“洋钉”；做小买卖的“万花筒”也被叫作“拉洋片”；笔挺合身的翻领外套，也被人们统统称为“洋装”……

此时的民族品牌可以说是步履维艰、度日如年，低下的生产技能、简陋的生产设备，严重影响了它们的生存空间，尽管有些民族品牌，依然努力学习、奋起“抵抗”，但在众多“洋玩意”面前，也是螳臂挡车、无济于事。面对这样的景象，中国的民族品牌是福还是祸呢？

祸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祸之所伏。1949年10月1日，一个民生的新时代，一个品牌的新时代开启了。

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，到1957年，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和形成；1958－1966年初步探索经济体制改革；1966-1976年文革十年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地位；1978年“十一届三中全会”以后的改革开放。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用而生。在这个新体制的关爱下，一大批民族品牌如雨后春笋，从小到大，由弱变强。如今，它们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%左右，上缴税收约为国家税收总额的50%，提供了75%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；我国65％的专利、75％以上的技术创新、80％以上的新产品开发，都是由它们完成的。实践证明，民族品牌是我国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之一，是安排群众生活和劳动就业的主力，是市场经济最活跃的群体，是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。

60年的发展建设中，凝聚了太多了这样的民族品牌，如果把所有值得骄傲的民族品牌，进行梳理，显然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。不过，忍痛割爱，有时也是一种好事，在建国60年这样一个重要的时期，节选最具有代表性的民族品牌，一样能够强化品牌的凝重感、历史感和时代感。尽管这不是最权威的、最有说服力的，但这是最有品牌效应的。所谓芝麻开花，节节高。